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| 虞建华等著：《“非常”事件与美国历史小说》

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模式，历史小说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虚构特权、多义性、话语间性等独特属性来评说历史，使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并置、交叠，从而生成巨大的闸释空间。

重写“非常”事件的历史小说，是美国种族、阶级、宗教矛盾激化的产物。作家对历史事件的再现在选材上具有针对性、在思想上具有颠覆性、在呈现方式上具有多元性，提供了“另眼”观察美国政治和民族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问题的渠道。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历史转向，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政治关怀，走向空间性和对话性的历史。

在这样的大潮流中，本书将美国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中细细品读，引向对美国的建国理想、民族精神、政治信仰等意识形态重大方面的再思考和新认识，试图通过互文解读，讨论作家如何参与历史建构，并在这样的建构中凸显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。

“非常”事件与美国历史小说

——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（上、下卷）

ISBN:978-7-5446-6985-6

出版时间：2024-01

作者：虞建华 等著

定价：258.00元（精装本）

限时优惠：180.60元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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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是口承的还是书写的，人类早期文化中对过去记录和叙述的经典作品，都以“诗史合一”为特征，最典型的是“史诗”。中国早期历史著作《春秋》和《史记》也一直被视作文学经典，“师范亿载，规模万古”。最早的小说脱胎于历史。自古以来，文学与历史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：文学记载历史，历史赋予文学以主题和内涵。当代著名美国作家埃德加·劳伦斯·多克托罗（Edgar Lawrence Doctorow）仍然强调史、诗两者的关联，说：“历史是一种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小说，小说是一种或然历史，或者也许可称之为超历史，这个历史的书写材料远比历史学家所能涉及的更加广博浩大，更加丰富多彩。”（Doctorow，1983：25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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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是特殊历史的产物。不同时期的美国小说都表现出了对历史的特别关注，尤其是在新历史主义等当代批评实践的影响下，历史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，小说化的个人小叙事向代表权力话语的宏大叙事频频发起挑战。虽然小说叙事具有虚构性，但这种虚构是作家们平等参与历史言说的筹码。他们通过虚构叙事打破线性历史叙事的一言堂，表达不同声音， 提供不同视角和历史画卷的多侧面，尤其是浓墨重彩地凸显宏大历史叙事中被掩盖、被淡化、被剪辑的成分。这样，小说家们运用自己的方式对历史构图进行了重描，把读者引向更鲜活、更具体、更生动的历史再认识。 

小说书写和历史书写一样，都利用了某些支配性原则，都隐含着权力关系和权力本质。尤其是在美国历史中，官方叙事充分利用语言的统治力量，对中心权力的合法性“自圆其说”；而美国作家则通过颠覆性的小说再现，利用语言的解放力量，以虚构叙事对抗历史叙事，以微观叙事对抗宏大叙事，以个人叙事对抗总体叙事，从而解构中心，解构神话。这种介入书写具有平衡和扶正历史的政治意义，是作家参与历史重构的举措。本项研究选定的“非常”事件，基本都是美国种族和阶级矛盾激化、保守和进步观念对立的产物，而再现这些事件的小说“另眼看历史”，在选材上具有针对性、在思想上具有颠覆性、在呈现方式上具有多元性，有助于揭示历史沿袭过程中美国政治、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和发展变化。

既然历史由人书写，对书写者进行塑形和“规范”的意识形态，必然是重要的潜在影响因子。在当代西方学界，历史讨论的关注中心已然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转向了话语主体——是谁主宰言说，历史言说又是以何种方式得以呈现的？也就是说，历史与小说两种叙事曾经的关键区别，即真实与虚构，让位于两者共享的核心关注：“由谁书写”和“如何书写”。一方面，历史书写不再被认为是史料的客观陈列和阐释；另一方面，小说化的历史陈述被接受为历史建构的另一种模式。由此，小说家也参与了争夺历史阐释权的文化斗争。在对历史与小说重新界定之后，人们发现，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大同小异，反映的是书写者自身的意识形态。 

因此，作家在小说中对历史的重新表述，是一种介入性的书写，具有平衡和扶正历史的政治意义，而“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”（陈娇华，2015：40）。“这种文本化与超语境化之间的张力，可以引出对象文本之内和之外的新洞见——文本所深深卷入其中并将其独特的创造性融入其内的政治的、历史的、生平的现实。”（Felman＆Laub，1992：xv）正是抱着对“新洞见”的期待，本书各章试图重建历史语境，将小说化的历史置入其中进行解析， 同时让散落在历史各个阶段的“非常事件”形成呼应，证明这些“非常事件”不是偶然事件，也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更大层面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法律组图的构成部分。这些历史小说揭示了“完整”“连贯”“统一”的美国政治神话的虚构性，显现了其权力逻辑运作下的非理性、随意性和功利性。与美国历史叙事的亮丽色彩不同，小说家笔下重绘的美国历史图卷，其基调变得灰暗阴沉，但画面细节则异常丰富生动。

文化政治理论家爱德华 · 萨义德（Edward Said）在谈到社会话语生产中意识形态的限定作用时指出：“每个社会、每个官方传统都保卫自己规范化的叙事免受干扰，……美国尤其如此，美国对公众话语实施更多的监控，更急切地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没有缺陷的国家，更紧抱着铁幕围箍的、清白成功的主流叙事。”（Said，1994：314）而美国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则强调， 作家与政客不同，应该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承担仗义执言，教育民众的使命：“作家的古老任务并没有改变，他有责任揭露我们的许多可叹的过失和失败，有责任为了获得改善而将我们的愚昧而又危险的梦想挖掘出来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”（转引自宋兆霖，1998：426）当美国官方叙事对历史进行大面积漂白和彩绘，抹除歧视、迫害和其他非正义举措时，美国作家们承担起了重新记忆、重新书写历史的责任，对被修正的官方历史进行再修正。这些历史小说因此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政治意义。

节选自pp1，13—15

下卷：非常法令与法案的文学演绎与重审